文章來源：人民日報 發布時間：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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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必須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的內涵和特點，準確把握我國所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機遇和挑戰，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作出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明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必須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的內涵和特點，準確把握我國所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機遇和挑戰，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
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我國按現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6.1萬億美元，超過日本的5.7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隨后進入負增長。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進入更加成熟的發展階段。從經濟發展長周期和全球政治經濟大背景出發，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戰略判斷。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由于人口紅利減弱，傳統增長動能下降導致潛在增長率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相應呈下行趨勢。
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一系列改革和工作部署，達到了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從供給側提高GDP潛在增長率的良好效果。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也明顯增強，沒有發生系統性風險和增長速度的大起大落。2010—2019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4%，大約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2.6倍、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1.6倍、高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3.9倍。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的共享性明顯增強，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與GDP實現了同步增長。2020年，我們將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十三五”規劃即將圓滿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
在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在國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更有針對性地、按照更高要求持續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破解新發展階段面臨的經濟發展挑戰和制約，解決一系列影響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周期性、體制性問題，培育強勁持續的發展新動能，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2019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9040美元）高出13.7%，接近高收入國家分組的下限水平（12235美元）。從經濟發展能力和條件看，我國經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新發展階段第一個五年打下扎實基礎，再經過兩個五年的努力，我國將在2035年如期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綜上，在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在我國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確立“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正是為此提出的新要求、作出的新部署。
用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既帶來一系列新機遇，也帶來一系列新挑戰，是危機并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我們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準確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落實好黨中央在“十四五”和更長時期的各項戰略部署，保持經濟長期穩定發展，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重要標志就是世界經濟格局更加多元化，并繼續呈現分化和量變趨勢。2010—2019年，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世界占比從9.2%提高到16.4%，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重也從31.1%提高到37.3%，這一期間我國GDP增長對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率分別為28.9%和51.6%，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受沖擊，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擴大。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上升，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加劇了世界經濟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我國發展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也經歷著深刻的階段性變化，發展的基本面長期向好，但也面臨諸多前進中的困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認識新發展階段的鑰匙。在新發展階段，我國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不能得到充分滿足。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的任務越來越重，需要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樣、越來越復雜。特別是在推動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提高創新能力、穩固農業基礎地位、縮小收入分配和區域發展差距、改善生態環境、補足民生短板、應對人口老齡化等方面任務艱巨而緊迫。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有效應對發展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更有針對性地把我國發展的各種潛力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活力和韌性。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必須繼續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只有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才能避免被困難牽著鼻子走，在新發展階段走出創新發展道路。
在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新發展目標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要求，是符合發展規律的重大舉措。推動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保持較高的潛在增長率；另一方面要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構建新發展格局，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為實現“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提供了戰略路徑。
構建新發展格局，擴大內需是戰略基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變發展方式和提高國民經濟均衡性，通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主動調整，已開始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民經濟循環。2010—2019年，我國按支出法計算的GDP中，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的比重平均達到97.9%，其中最終消費所占比重平均為53.5%，增量占比則高達59.7%，國內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00%上下。還應看到，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在國際比較中仍然偏低，同時最終消費增長率明顯快于其他主要經濟體，也快于本國GDP增長率，因此仍具有較大潛力。近年來，在最終消費總支出中，政府消費約占30%；在居民消費支出中，城鎮居民消費約占78%，農村居民消費約占22%。可見，在保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小、中等收入群體進一步擴大的基礎上，我國消費需求潛力可以得到進一步釋放。
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是重點。國內國際雙循環是一個有機整體，關鍵在循環。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使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內生于包括推進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中，通過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就能在促進消費需求的同時拓展投資空間，擴大投資需求。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繼續推動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根據我國國情特點和獨特發展優勢，在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區域均衡發展以及供給側與需求側相互協調等方面著力，把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潛力轉化為超大規模資源配置和超大規模國民經濟循環，形成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我國邁入新發展階段，改革也面臨新的任務，必須拿出更大的勇氣、更多的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必須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要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部署要求，著力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加快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健全公平競爭制度、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方面重點改革舉措深入實施。（蔡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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