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求是》 發布時間：2019-02-01
2018年下半年以來，短期與長期、外部與內部、周期性與結構性問題和矛盾的相互交織，考驗著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經濟政策框架。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使我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否會因此而改變？以擴大內需為導向的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或加碼，是否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主線要改變？我們對于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布局的微調，是否意味著經濟工作的著力點要改變？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在深化對新形勢下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并部署2019年經濟工作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給出了清晰而明確的回答。
一、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
以往對于經濟形勢的分析，我們的視角主要是兩個：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按照周期性因素視角，經濟下行的矛盾和經濟過熱的問題均屬于周期性而非趨勢性的，或均被認定為短期性而非長期性的。按照總量性因素視角，無論是總需求小于總供給，還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主要矛盾在供求總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側。
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及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發生變化：一是經濟形勢越來越呈現為周期性變化與趨勢性變化相疊加、短期性變化與長期性變化相交織；二是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三是供求總量不再是主要矛盾，需求側不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這表明，對于經濟形勢的傳統分析方法已同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形相脫節，越來越凸顯局限性，其視角的相應拓展勢在必行：不僅要關注短期性經濟波動，而且要引入長期性結構因素；不僅要關注供求總量平衡，而且要追求供給結構的優化。
以這樣的視角審視當下我國經濟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可以發現，這些新問題和新挑戰是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進程中出現的，是經濟結構調整陣痛的表現，是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國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以及外部需求可能遭遇的沖擊，不會改變我國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我們不應改變對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判斷。
正是基于“必須從長期大勢認識當前形勢,認清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發展前景”這樣一種規律性認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了“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這一重要判斷。這啟示我們，抓住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針對性地解決和應對供給體系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經濟難以實現良性循環的問題和挑戰，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的根本之道。
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
以往以需求側為主的宏觀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立足于需求側并緊盯需求總量，隨著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針對社會總需求實施立足于短期穩定的“對沖性”逆向調節。每當經濟下行、社會總需求不足時，便實施擴張社會總需求的操作；每當經濟過熱、總需求過旺時，便實施緊縮社會總需求的操作。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格局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一是政策的立足點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著力對象已經從需求轉變為供給；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聚焦點是解決結構性而非總量性問題，其操作方法雖不排除需求總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轉向結構性調整；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目標在于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優化供給結構，短期的“對沖性”逆向操作雖仍不可或缺，但已不再是其主要選項。
這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是對需求管理的顛覆性變革。以往那一套運用多年的以收放需求總量為特征的方式方法，已不再是解決問題和矛盾的根本之策。取而代之的，是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為核心目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及其所帶來的變化，當然有針對外需波動啟用擴大內需操作的必要，也有針對短期沖擊強化逆周期調節的必要。但政策終歸有主次之分，相對于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而言，擴大內需并非平行目標，逆周期調節操作也要精準恰當，把握好力度和節奏。
可見，在經濟穩中有變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強化逆周期調節、穩定總需求的核心目的，是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而非重回需求管理老路。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宣示了“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的決心和信念，而且圍繞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這啟示我們，只有繼續循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道路走下去，在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的基礎上，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并將其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管總的要求，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三、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
以往的宏觀調控主要依托政策層面的操作，通過各種短期的逆向操作“對沖”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如此的操作，一般無需牽動體制機制，往往在政策層面即可以完成。
但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之后，宏觀調控必須超越政策性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體制機制層面，主要依托于改革行動：針對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產生的原因是體制機制導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必須推動體制機制變革，通過改革來改善總供給結構，提高總供給的能力和質量。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及其所帶來的變化，當然要進行政策層面的調整，以實現供求平衡。但當下我們所需重點醫治的仍是以重大結構性失衡為代表的“慢性病”。只有在啟用各種政策性操作的同時，將視野拓展至體制機制層面，加大重點領域改革力度，抓緊推出一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舉措，持續增強改革的牽引作用，方可能將宏觀調控政策真正落實到位。
基于“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發揮掌舵領航作用”、“必須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全局工作強大合力”等一系列規律性認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了要“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的戰略部署。這啟示我們，只有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深化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改革走深走實，堅持向改革要動力，才能最終打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場硬仗。
四、保持宏觀調控定力，主動引導市場預期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有針對性主動引導市場預期”。面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的新形勢，我們必須保持宏觀調控定力，有針對性主動引導市場預期。
保持宏觀調控定力，至少包括如下互為關聯的三個層面意義：一是在指導思想上，要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指導經濟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久久為功，不能因為外部環境的一些變化，就將宏觀調控理論和實踐已經發生的變化拋在腦后而滑入“慣性思維”軌道。二是在總體布局上，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既不能因為外部沖擊而動搖我們關于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也不能因為外部沖擊而動搖我們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心。三是在操作層面上，要針對新問題、新挑戰及時調整政策，做好相機調控，做出一些預調和微調。這種調整既不會對既有的經濟政策框架和宏觀調控體系造成顛覆性影響，更不會是“大水漫灌”的翻版。
實踐中，圍繞應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及其所帶來的變化，我國已經有針對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新舉措。積極財政政策“積極”二字已不再簡單等同于“擴張”，而是在原有“擴大內需”意義的基礎上，賦予了其“結構調整”的新內涵，從而讓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減稅降費的主要目標已不僅是“擴需求”，而是在原有“擴需求”的基礎上，添加了“降成本”，且以后者為主；減稅降費也不再以增加財政赤字、增發國債為依托，而是與節用裕民結合在一起，將減稅降費與削減政府支出通盤考慮。擴大投資規模不再單純瞄準于“量”，而是注重拉動有效投資，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聯系起來，與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相銜接，從而將擴大投資的對象鎖定于“加快補上經濟社會發展重要領域短板”方向，落實于“結構調整”項目。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可以看出，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總體連續和穩定的前提下相機預調和微調，我們循著自己的目標取向，跟著自己的發展節奏，著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變壓力為加快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這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我們應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理應作出的戰略抉擇。當然，對于站立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我們，這更是我們必須保持的戰略定力，是我們必須擁有的戰略自信。（高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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